●中医哲学有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生命本体论，第二个问题是思维方式。生命观从本体来讲就是气一元论，也叫气本论。中医最重要的思维方式是象数思维方式。这个思维方式是说明气本论的，方法论和本体论是一体不二的。我把中医象数思维模型概括为“气－阴阳－五行模型”。

●气是中医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象”，这个“象”必须要细分，分出两个就是阴阳，分出五个就是五行，分出八个就是八卦，还可以继续分。二、五、八就是“数”。“象”如果没有“数”的规定性就没有应用价值了。现在有人说要废除五行，保留阴阳，这是有问题的。因为五行就是阴阳，阴阳就是五行。阴阳是五行的整合，五行是阴阳的细分。废了五行也就是废了阴阳。

●在近百年来的中医发展史中，中医的科学性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只要学界仍然无法明确区分中医与西医所属的不同科学范式，中医的教学、科研、实践、管理就不可避免地继续朝着“中医现代科学化”或“中医西医化”方向发展。只有就两种科学的区分达成共识，中医才能一劳永逸地辩护学科范式的自主性与特殊性，才有可能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按照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走向现代化。

　　国学归宗于《易经》

　　国学四部经史子集，核心是经，经当中最重要的是六经，而六经又归宗于大易——《易经》。这是当代圣人马一浮、熊十力说的，是他们用一辈子的时间体悟出来的话。马一浮说：“国学者，六艺之学也。”他说的六艺是大六艺，也就是六经。古文经学派将《易经》排在六经的第一位，这是按时间先后排序的。

　　《易经》这本书，是世界四大元典之一。世界上有四大元典，元者，首也。世界四大元典分别代表了四大文化：《圣经》是西方文化第一经典，《吠陀经》是印度文化第一经典，《古兰经》是阿拉伯文化的第一经典，而《易经》作为东方文化的第一经典，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同时也是日本、韩国等这些东方民族所尊崇的。韩国国旗就是太极八卦；日本民族叫大和民族，大和就是取自于《周易》：“保和大和，乃利贞”，日本的国教叫神道教，取自于《周易》“神道设教”。所以如果将世界文化分为东西方文化的话，那么西方文化就是以《圣经》为代表，东方文化就是以《易经》为代表。 

　　然而其他三部经典都分别成为亚伯拉罕诸教（包括基督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等）、印度教、伊斯兰教的最根本经典，成为各自民族的最基本信仰，而《易经》却被我们中国人当成是算命的书、当成批判和嘲讽的对象，悲夫！难怪近期有专家说我们中华民族是有崇拜无信仰，有敬畏无宗教。

　　中华文化一源三流

　　当代中国最大的危机是信仰的危机，信仰危机的最大表现是没有敬畏心。“我是流氓我怕谁”，这是最可怕的。我们中国人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民族之魂是什么？一个民族如果没有魂，是立不起来的。这个魂可以从我们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中去寻找。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就是一源三流。这和我们中华大地的地理结构是完全相同的。另外，我们人体的生命结构也是一源三流。中华大地的一源三流，源在青藏高原，具体说就是玉树；三流是黄河、长江、澜沧江，澜沧江流到东南亚就叫湄公河。那么我们中华文化的源头在哪里？按照马一浮的说法，“国学者，六艺（六经）之学也。”显然源在六经，这是最早的一批经典，比诸子百家要早。按照熊十力的说法这六经又归宗于《易经》。所以中华文化的源就是《易》。

　　三个流是哪三个流？一个是儒家，一个是道家，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化的佛家。西汉末年，也就是公元前后，从古印度传来了佛教，它是从三条道路传来的——南传、藏传、汉传。东汉之后，佛教就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一开始佛教刚传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是排斥的，当时有一个说法叫“老子化胡说”。是说老子过函谷关留下了《道德经》之后继续向西走，《史记》上记载“不知所终”，不知到哪里去了。过了几十年，后来一投胎变成释迦摩尼了。当然这种说法肯定是不对的，这种说法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佛教的排斥。为什么后来佛教在中国一下子普及开来？就是因为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结合。《易经·坤卦·文言传》有这样两句话，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佛教的传教士看到这两句话，一下子就恍然大悟，马上就说我们佛教就是讲因果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即报”。于是佛教就在中国大地迅速普及开来。到唐朝的时候，中国化的佛教就形成了八个宗派，其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就是禅宗。

　　所以，“一源三流”可分解为八个字：易为主干，三教互补。具体说是就是“易贯儒道禅、道统天地人”。这个对子是我写的。其中“儒道禅”这个“道”是道家、道教；而“道统天地人”这个“道”是“易之道”。这个“易道”不仅深深影响了儒家、道家和中国化佛家，而且影响到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如果加上中医，这副对联就是“易贯儒道禅医，道统天地人心”。所以说，中华文化表面上分出这么多家，实际上是互补的。而中医就是当代中国唯一还活着的一种科技与人文相结合的文化形态。所以中医具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双重属性，每一个中国人一辈子里总会用到它。

　　东方三圣出生于“轴心期”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发现，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世界几乎各民族的文化都形成了一个“轴心期”，后来的文化都没有偏离这个轴心，我把它叫做高峰期，也就是说世界的文化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形成一个高峰，直到今天还没有形成第二个高峰。这里大家容易犯一个基本错误：认为文化总是越来越进步的。准确地说，科技文化、法制文化是越来越进步，但是宗教文化、哲学文化、伦理文化不是这样的。东方三圣——儒家、道家、佛家三位创始人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就出生在这个高峰期。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阳历9月28日，阴历八月二十七。老子生于公元前585年，阴历二月十五。释迦摩尼生于公元前565年的阴历四月初八。孔子活到73岁，释迦摩尼活到80岁，老子活到多少岁不知道。而公元前500年左右西方是古希腊时代。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古希腊时代出了古希腊神话，而西方的文化可以用两个神来代表，一个是太阳神阿波罗，一个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古希腊有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皮德斯；还有古希腊《荷马史诗》，而最最重要的是古希腊的哲学，三代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而现在我们依然在用亚氏逻辑，这个我们没有超过，也不可能超过。那么为什么就在这个时期形成轴心期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    

　　《易》与儒、释、道

　　为什么《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因为历史上记载伏羲作八卦，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讲过：“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但是他没有把它写到《史记》的130篇正文里去。后来第二部正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记载《周易》经过了3个作者，用8个字来描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周易》的作者经过了3个圣人，时间经过了3个古代，也就是上古的伏羲氏，中古的周文王和下古的孔夫子。那么伏羲距今天有多少年呢？一般认为是七千年。中华文明五千年那是从黄帝算起，如果说中华文明的历史有七千年，那就是从伏羲算起。伏羲出生在现在的甘肃天水，后来甘肃天水出土了大地湾文化，大地湾文化刚好距今就是七千多年，而且据汉朝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重卦的时间，推而估之，分别约于距今六千四百年前和三千四百年前。虽然这些论点曾引发若干争议，却也获得不少学者的引用。一九七二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由于建设高速公路时，挖掘出许多零碎的陶片。经考古学家证实，是古印地安人的彩钵，上面刻有《易经》的图形。长久以来，考古学家对爱斯基摩人、印地安人、蒙古人的高度相似，非常感兴趣，认为七千多年前，冰河期结束之后，白令海峡曾出现陆地，中华民族便由亚洲中土，跨越白令海峡，而到达美洲。美国和中南美洲都有印地安人，即为中国上古半坡氏族的移民。如此一来，便打破了司马迁的推论，将《易经》的起源，推早到距今七千多年前。

　　《易经》的精髓可以用一张图来表示。这张图叫太极图，也叫阴阳图，还叫八卦图，或者阴阳鱼图。太极图是《易经》或者说中华文化的最完美最典型最形象的表达方式。不懂这张图，肯定不懂中国文化，不懂中国哲学。对于这张图我做了一个考证，写了一本书叫做《易图探秘》。我认为我这张图是唯一正确的太极图。因为最早的太极图就是对伏羲八卦次序图的形象描述，所以它是可以量化的，它的八条半径就是对应八个卦：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两个鱼眼就是两个卦。

　　这张图讲的其实就是“易”的另外一种形象表达。“易”有两种写法，其中第一种写法像蜥蜴，表明“易”是讲变化的；第二种写法上面是日、下面是月，日是太阳，月是太阴。《周易》讲“一阴一阳之谓道”，讲的就是阴阳，就是变化。这张图的涵义我用三句话来概括：宇宙周期变化的大规律；人类知变应变的大法则；人生为人谋事的大智慧。这张图里有儒家有道家有佛家，儒家、道家、佛家都可以在这张图里找到各自的位置。

　　儒家在哪里？白的。道家呢？黑的。因为儒家崇尚阳，道家崇尚阴，但是这两家中间不是截然分开、绝对对立的，他们是互相包容的。佛家就是在外围的那个圈。因为佛家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空”。刚才有同学看出儒、释、道三家都在两只眼睛或者S曲线。也对！两只眼睛和S曲线代表什么？一个字“中”。黑眼睛是阳中含阴，白眼睛是阴中含阳，S曲线处在中间。三家都讲“中”。儒家是站在阳刚的立场上讲中，叫中庸；道家是站在阴柔的立场上讲中，叫中道。佛家呢，是站在空性的立场上来讲中，叫中观。

　　简单总结一下，儒家讲中庸，道家讲中道，佛家讲中观，医家讲中和，所以我们叫中国。习近平主席在今年的3月17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会上系统阐释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第一要走中国道路，第二要弘扬中国精神，第三是要凝聚中国力量。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精神，中国精神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一是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爱国，不仅爱我们的国土，更重要的是爱我们优秀的文化。一个民族的复兴最终肯定是文化的复兴。21世纪世界的文化一定是要以中华文化为主导，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阴阳中和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带来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如果世界文化继续以西方二元对立的文化为主导，那么只能带来世界的战争与毁灭。马一浮说：“世界未来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我将它延伸一下，必归于中国传统文化。

　　《易》与中医

　　从太极图上看，我们中医在哪里呢？在中间的S曲线。有人攻击我们中医太简单了：一个人生病了，就是阴阳失调。怎么治病？调和阴阳。那病治好了呢？阴阳调和了。他们说这也太简单了，我说这就对了，因为越简单的东西越接近事物的本质，越复杂的东西越是偏离了事物的本质。我有一个命题，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叫智慧。而反过来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那叫知识。学国学、学中医不是学知识，是开智慧。

　　明代张介宾引用孙思邈的话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大医是我们做医生的最高境界和最终追求。虽然从现存孙思邈文献中并没有找到这一句原话，但他在《大医习业》中表达了这样的想法。他提出学医者必须要学习两类知识体系，一类是以医学为本体的知识，另外一类就是以《易》为代表的象数之学。张介宾说：“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同，理无二致？可以医不知《易》乎？”我将它概括为《易》为体，医为用。在张介宾看来，《易经》讲的是天地之理，中医讲的是身心之理；《易经》讲的是天地变化的大规律，而《内经》讲的是身心变化的大规律。《易经》和中医是内外关系。医具《易》之理，《易》得医之用。所以学中医的人不懂易，很难成为一个大医。

　　中医哲学有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生命本体论，第二个问题是思维方式。生命观可以说很多，但从本体来讲就是气一元论，也叫气本论。中医最重要的思维方式是象数思维方式。这个思维方式是说明气本论的，方法论和本体论是一体不二的。中医当中最重要的“象”就是气。气虽看不见，但真实存在。我把中医象数思维模型概括为“气－阴阳－五行模型”。不仅仅是中医，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化，包括天文、历法、方术都是一个象数模型，是按照这个象数模型建构起来的。阴阳就是二气，五行就是五种气，气是最大一个象。气是什么？有人说气是物质，有人说气是能量，有人说气是功能，有人说气是信息等等。究竟气是什么呢？其实气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在自己身体上体察到气、感觉到气。

　　现在很多人都把中医的原创思维叫象思维，我觉得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象数思维。中医与西医从本体论上来说，我们讲元气，他们讲原子；从思维方式来说，我们叫象思维，他们是形思维。象可以为两类，一种是有形的物象，一种是无形的意象。那么有形的可以是“象”，无形的也可以是“象”，请问什么不是“象”，这样说有什么意义呢？当一个事物它的外延无限大的时候，它的内涵就无限小。所以这个无形的“象”是要有一个限定的，不是所有无形的都是“象”。我们来思考一下，哪些无形的东西才是“象”？有形的“象”可以用现代的科学实验去实验、验证。但是那些无形的“象”怎么去实验，什么才是无形的象呢？举一个例子，说“《易经》是中华文化的第一经典”，这是无形的，但这不是“象”，是“理”。风是无形的，是不是“象”？是。因为它是可以感知的。

　　来看看中医的藏象、脉象、舌象、证象、药象、经络之象……这些当然都是“象”，而且是有形和无形相结合的“象”，这是中医的特点。这是第三种“象”。中医藏象肝、心、脾、肺、肾是有形和无形的结合，如果仅仅是有形的，那就是纯粹的解剖器官，而实际上中医五脏是五大功能系统，所以还有无形的功能。我认为五脏就是五种“气”的系统、“象”的系统。所以“象”必须和“数”连在一起才有意义，就是说“象”是可分的，也必须分开的。

　　中医讲五脏的结构是：左肝右肺，心上肾下，脾居中央。这显然不可能是解剖部位。而是象数结构模式，就是气的功能结构模型，这是做实验做不出来的，是按照后天八卦模型来的。后天八卦模型源于《周易·说卦传》，是上为离卦、为火，下为坎卦、为水，左为震卦、为木，右为兑卦、为金。是气的升降运动规律模型。左边是阳气上升到一半，右边是阴气下降到一半。《黄帝内经》没有受到先天八卦的影响，但是受到了后天八卦的影响。左肝右肺，是指肝气要上升，肺气要下降。而不是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

　　经络，当然也是“象”。经络是气的通道。经络是血管、是神经、是肌肉？如果是，那就是“形”。但也不能说经络和血管、神经、肌肉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经络就是有形和无形结合的“象”。那么究竟怎么把握这个象呢？关键就是感知。对那些无形的、看不见的东西，如果可以感觉得到，那就是“象”。

　　李时珍早就说过，经络就是“内景隧道，唯反观者能照察之”。把握“象”的方法叫“止观”。儒、道、释三家都讲止，止就是艮卦，静止。儒家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之说。道家讲“致虚极，守静笃”，佛家则讲“戒定慧”，定就是禅定。在静止之后内观、反观才能体察到经络。

　　气是中医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象”，这个“象”必须要细分，分出两个就是阴阳，分出五个就是五行，分出八个就是八卦，还可以继续分。二、五、八就是“数”。“象”如果没有“数”的规定性就没有应用价值了。现在有人说要废除五行，保留阴阳。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因为五行就是阴阳，阴阳就是五行。阴阳是五行的整合，五行是阴阳的细分。废了五行也就是废了阴阳。

　　中医现代化悖论

　　最后我来讲一下“中医现代化悖论”，这个悖论我已经提了10多年了。这个悖论是：中医能实现不改变自己非现代科学特色的现代科学化么？中医现代化遇到一个绕不过去的难题：中医本身不是现代科学，却要现代科学化，那就得改变自己的特色；而要改变自己的特色，就不是中医了，又违背了中医现代化的初衷。这就陷入了一个“悖论”。当然我说的这种中医现代化不是说中医语言的现代翻译，或在临床上借用现代科学的仪器设备手段，而是指中医整个学科体系的现代科学化：即中医学科既要保留中医学科固有的特色，又要将它现代科学化。这能不能实现？

　　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叫《对象科学与现象科学》，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位博士写的。其中有一个章节，讲到中医现代化悖论与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是什么？就是中国古代科技世界领先，但为什么现代的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产生在西方？这篇文章区分了两种不同科学范式:对象科学与现象科学,认为欧洲近代科学属于对象科学，它用“对象”模型来解释自然世界，用奠基于对象存在论的客观概念与客观逻辑来表达事物的客观知识；中国古代科学包括中医学属于现象科学，它用“现象”模型来解释自然世界，用奠基于现象存在论的现象概念与现象逻辑来表达事物的现象知识。通过对元气论、天人合一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给出统一的科学阐释，中国古代科学是一种具有独特理论形态的现象科学。

　　文章认为李约瑟未能意识到，中国古代科学理论形态有着内在的必然关联，它们蕴涵着一种不同于欧洲近代科学的独特统一性。除“李约瑟难题”之外，“中医现代化悖论”也以极端的方式揭示了区分两种科学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在近百年来的中医发展史中，中医的科学性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只要学界仍然无法明确区分中医与西医所属的不同科学范式，中医的教学、科研、实践、管理就不可避免地继续朝着“中医现代科学化”或“中医西医化”方向发展。只有就两种科学的区分达成共识，中医才能一劳永逸地辩护学科范式的自主性与特殊性，才有可能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按照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走向现代化。

　　这位博士的分析角度新颖，值得我们中医界人士思考。搞清这个问题有助于中医将来的发展。

　　那么中医要不要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当然需要。中医绝不能自绝于现代科技、绝不能固步自封。中医西医两者各有优劣，一定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但吸收现代科技的前提，不是西化中医、取消中医。我们一定要“知白守黑”。也就是说一定要好好学习、吸收现代科学技术，但要守住我们中国中医优势与特色。